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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前,先農壇建起了兩座新建筑

來源:北京晚報

時間:2019-10-22

先農壇

  兒時在位于萬明路的姥姥家住過很長時間,從那里往南走,不多遠就是北京育才學校,我和表妹沒事兒就到那里閑逛。那時北京的孩子都知道,育才學校最了不起的就是“先農壇在學校里邊兒”,可惜年久失修的先農壇在我們的眼里就是破破爛爛的幾座殿宇,觀耕臺上的野草長得比人還高。夕陽西下的時候,我們坐在慶成宮的臺階上,看著無數的蜻蜓在荒煙蔓草間時飛時駐,心里充滿了惆悵……

  作為舊京“五壇”之一的先農壇,在漫長的歲月長河里,雖然曾經被冷落甚至淡忘,但無論時光怎樣流逝,它悠久的歷史和崇高的地位都不容抹殺,特別是在民國年間,它曾經以北京第二座平民公園的身份向市民開放,深受大眾喜愛,成為這座古城走向開放、文明和進步的象征。

  一 皇帝種的糧食給誰吃?

  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,歷朝歷代,從皇帝到百姓,對土地和農耕都有著無比的尊崇,而先農壇就是明清兩代帝王祭農行耕藉禮之所,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(1420年),比天壇還早18年,最早名叫山川壇,清代改名先農壇。先農壇占地1700畝,共有包括慶成宮、太歲殿、神廚、神倉和俱服殿在內的五組建筑群;另有四座壇臺,分別是觀耕臺、先農壇、天神壇、地祇壇——這其中最有名的當屬觀耕臺,因為臺南邊就是大名鼎鼎的“一畝三分地”。

  “一畝三分地”的正式名稱應該叫藉耕田。是皇帝祭祀先農神之后親自耕種的田地——這個“規矩”早在明代就有,明人沈榜在《宛署雜記》中曾經詳細記載了皇帝躬耕的情況。每年春分前后的一個良辰吉日,皇帝會率眾臣駕臨先農壇。事先順天府已經準備好了耕牛和農具,搭好五彩大棚,將耕田整成松軟的沃土。皇帝來到后,換上飛金走銀的皮弁服(皇帝行躬耕禮時的專用服裝),來到耕位,面南而立,在百官吟誦祝禾辭的伴奏下開始扶犁親耕。順天府尹執鞭在牛旁,幾位老農協助皇帝扶犁牽牛,在一畝三分地上耕犁幾個來回(一般是三推三返),然后皇帝登上觀耕臺,看眾大臣和眾老農扶著犁繼續耕耘播種。清代確立以后,清帝承襲了舊明的祭農之制,清世祖順治十一年恢復祭農行耕藉禮,而雍正帝對這一禮典極為重視,幾乎每年都要駕臨先農壇耕種,收獲的莊稼可沒人敢吃,擇吉日藏入號稱“天下第一倉”的先農壇神倉中做祭祀之用。乾隆皇帝曾經對先農壇進行大規模的修繕改建,并下旨在壇內廣植松柏以利圣潔……正是由于最高統治者雖然貴為天子也不能不事稼穡的以身作則,使得各個階層對農業都非常重視。由于雍正帝曾經頒詔命全國各地設立先農壇,把對先農的祭祀變成國家祀典,所以各級官員就不必說了,就連百姓在春耕到來之前,也會在廟宇或宗祠中祭祀神農氏的典禮,祈佑五谷豐登。

  從十九世紀中末期起,雖然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斷加深和清王朝自身的統治日趨腐朽沒落,先農壇也漸漸失去了往日的風采,由于皇帝不是以“木蘭秋狝”之類的名義逃出京城,就是繼位者年齡太小出不得皇城,所以,盡管遣官致祭的過場還能走一走,但祭祀制度日益弛廢。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,先農壇被美軍占領成為兵營,太歲殿做了軍隊醫院,神倉成為美軍司令部,等到美軍撤出時,這伙兒強盜將壇內陳設的祭器洗劫一空……從此,這座古老的祭壇就一天天破敗下去。

  二 魯迅“審其地可做公園不”

  辛亥革命以后,民國政府內務部成立禮俗司,統管清朝移交的皇家壇廟,并把壇廟管理所設置在了先農壇的神倉里。那時的普通百姓對皇家壇廟都有極大的好奇心,所以經常私自闖入游玩,而時論也呼吁對這些地方早做開放,將其變成公園。民國政府開始動議籌辦,還派出人員去考察可行性,其中就有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周樹人(魯迅),他在日記中就曾記錄,6月14日這天“午后與梅君光羲、胡君玉措赴天壇及先農壇,審其地可做公園不”。

  1912年12月26日,為紀念民國成立一周年,內務部古物保存所宣布將天壇、先農壇開放十天,“是日各處一律開放,不售入場券,望中外男女各界隨意觀覽”,這在當時引起了京城的巨大轟動,民眾像潮水一樣涌入二壇,先農壇內萬頭攢動,觀者如堵。《正宗愛國報》上記載,一路上“紅男綠女,扶老攜幼,紛至沓來,其一種歡欣鼓舞如癡如狂之態,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。殆所謂如鯽如蟻,車水馬龍,不過如是也”!

  正是這次為期十天的開放活動,讓有關方面看到了市民對公園的渴求和期盼是何等的熾烈。特別是在社稷壇開放為中央公園之后,報章上的呼吁就更多了:“京都市內,面積如此之大,人口如此之多,僅僅一處中央公園,實在不足供市民之需要。因為中央公園,設在前門里頭,僅便于內城一帶居民,而于南城外頭,有城墻阻隔,終覺不便”。而南城當時是北京市民聚居最密集的地方,平常游玩只能去陶然亭逛逛,實在乏味得緊。而包括周樹人在內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員考察后,將目光對準了先農壇:“查南城一帶,向以繁盛著稱,惜所有名勝處,或辟在郊原,或囿于寺觀,既無廣大規模,復乏天然風景。詳加審度,惟先農壇內,地勢宏闊,廟宇崔嵬,老樹蓊郁,雜花繽紛。其松柏之最古者,求之歐美各邦,殆不多覯,洵天然景物之大觀,改建公園之上選也!”

  在京都市政公所主持的選址、規劃和修繕之后,1915年6月17日,北京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園正式向市民開放,命名為先農壇公園,“入門票收銅元一枚,游覽票收銅元五枚”。公園內陸續開設了荷花池和養魚池,從避暑山莊運來140頭馴鹿開辟為鹿苑,在太歲殿中設立了茶社,殿前開辟了秋千圃和拋球場,還有書畫社、書報社等休閑娛樂設施,而禮器陳列所則讓參觀者可以了解古代祭祀的歷史,“又于二道壇內,沿路兩旁及正殿松林隙地,雜植花草,其東偏桃林一帶,約八九畝,均劃為陳列花卉之所,紅紫紛披,最堪娛目。并于東隅隙地,另辟菜畦,籬豆花開,宛然村落,可以領略田家味。”

  這樣一個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符合現代公園的規劃設計,無疑會大受市民歡迎,而且公園里還不時放映電影和煙花,“先農壇的焰火”很快成為京都一景。不久之后,隨著先農壇的外墻被拆除,外壇北部和舊有的內壇合并為一處“城南公園”,溜冰場、圖書館等也都開辦了起來……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《內務府檔案》中的一個統計,可以說明公園的游客量:民國初年的北京,一枚銀元能換130枚至140枚銅幣,先農壇的門票一共才六個銅元,而當時的北京市政府每年僅靠公園的門票和土地租金兩項,就可以獲得8000銀元的收入。

  三 觀耕臺上的惡俗照相館

  1919年,先農壇內建起了兩座新建筑:一座是以觀耕臺為底座,上建八角二層的觀耕亭,門窗都安裝著彩色玻璃;另一座是純歐式的三層鐘塔,俗稱“四面鐘”,高大的鐘塔位于外壇森林中,十分引人注目……但是說來奇怪,大約也就在這之后,就像陳宗藩在《燕都叢考》中所言,城南公園在“極一時車馬喧天之盛”以后,突然就“沉寂無聲”了,仿佛一夜之間就迅速衰落下去。根據筆者查找的資料,個中原因似乎與管理方貪圖經濟利益,將公園土地隨意租給不良商販有關。從1925年《晨報》上一則《內務部將拍賣先農壇地畝》的新聞報道上可知,僅在三年不到的時間里,先農壇外壇的地畝已經多次易手,而交易的原因是官員“賤價租賃”,將租金助力曹錕賄選,直系戰敗后內務部將這塊地皮收回,又為了“大行添員加薪”而將其再次招商拍賣,“計可得五十余萬元”——就好像很多國營老商場,不顧自己的金字招牌,將攤位切割租售給小商販,搞成了偽劣產品批發市場,最終倒閉一般。

  日本學者中野江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,曾經多次游覽先農壇,他的游記為我們留下了先農壇公園由盛轉衰的最后景象。他從先農壇的正門進去:“門上懸掛著用黑體字撰寫的‘城南公園’的門匾和側旁的‘內務部壇廟管理處’的門匾。此外,右側的小門上有‘京師警察廳巡警教練處’和‘保安警察第二隊分駐所’的門匾”。他買票進門后,只見鋪滿沙石的道路兩旁種植著種類繁多的花卉,春夏季里宛若幾幅舒展的錦繡般嬌艷欲滴。西面用土墻圍住的一片區域是鹿苑,這時只剩數十只鹿。太歲殿附近,一群巡警正在學習騎自行車。拜殿的“匾額兩側懸掛著形狀幾近相同的粗陋的紙額,上面寫著‘球房’和‘茶舍’,殿柱上釘著‘每位茶資六枚’的木板”,可見這里已經用作球房和茶館。拜殿的西側,“在郁郁蒼蒼、拔地參天的樹間”還開有一個露天的小吃店,年輕的小伙計殷勤地接待著客人,“茶自不必說,此外還有啤酒和汽水,提出特別要求的話,還可以供應中國菜,而且還備著白干酒和紹興酒”,廚房就設在后面的宰牲亭里。預定的話,可以在這古木參天的地方舉行高雅的宴會。中野江漢經常在入夏后來到這里,“獨坐在樹下,燒酒伴著下酒菜,享受半日清閑”。

  1927年,北平市政府標價變賣先農壇外壇的土地樹木,眼看著那些參天古柏、偃地蒼松要遭到砍伐的命運,北平市民紛紛出面攔阻,“事始中輟”,但美國學者劉易斯·查爾斯·阿靈頓在《古都舊景》一書中記載,他三十年代游覽先農壇時,這里已經“不再對外開放……院中的大部分古柏被砍,用來做木柴燒了”。

  那之后的滄桑歲月中,先農壇成了一道在歷史的洪流中時隱時現、若有若無的影子。老北京人都知道它,都敬重它,但除了附近的居民,很少有人再去探望它。一畝三分地成了育才學校的籃球場,后來學校騰退出來,恢復了藉耕田的耕種,不久前還收獲了金燦燦的谷穗……我不知道已經在育才學校當老師的表妹路過那片田地時,會不會想起小時候的情景,無論荒蕪還是豐收,有跡可循,就好。(呼延云)

原文鏈接:http://bjwb.bjd.com.cn/html/2019-10/17/content_12423525.htm

(責任編輯:桑愛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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