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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虞詩苑》與虞山詩派

來源:光明日報

時間:2019-10-21

  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常熟,“虞山詩派”橫空出世,在當時的詩壇一時無兩。常熟人王應奎(1684—1757,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,字東溆,號柳南)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年編撰了《海虞詩苑》一書。《海虞詩苑》既展現了虞山詩人群體形象,具有突出的地域特色,是一部地域詩歌文學史,同時在詩人及作品的編選上,也體現了王應奎本人的詩學觀念。王氏此集總結了前賢時彥的成就,保存了鄉邦文獻,擴大了虞山詩派的影響,也使“虞山詩派”的確立,實至名歸。

  全書選錄182位詩人1688首詩。在短短的幾十年間,一個縣域就能選出這么多相對優秀的詩人詩作,充分展示了常熟文化的繁榮程度。虞山詩人按身份、社會地位高低,可分為三個層次:具有舉人以上功名(部分擔任過各級官職)的近30人。“諸生”,包括稱呼為“文學”者44人,即府州縣學的生員,俗稱“秀才”,另有3人僅稱秀才,稱“太學”者(監生)25人,稱“貢士”(貢生,非未參加殿試之前的進士)7人。這是虞山詩人的主體,近80人。稱“隱士、山人、處士”者49人,稱“布衣”者15人,其他稱“學究”(童子師)、“記室”(作幕)、俠士者又數人。這是詩人群體中的下層。海虞詩人絕大多數為中下層文人,即使第一層次的也大多官職低微。如顧復“精于醫”,為“邑中名醫”;張九苞“自少學書不成,去而為賈。既老,又去而為桐(童)子師”;陳中慶“家貧甚,出為幕客以自給”。《海虞詩苑》詳細記錄了大多數普通詩人的生活狀況,讓研究者對清前期的詩壇、詩人有了清晰直觀的認識。

  地域文化深刻影響了虞山詩派的理論和創作。錢謙益、馮班都強調寫詩要重學問。錢謙益反對明代詩壇的空疏不學之病,強調廣泛學習;馮班認為,“有一分學識,便有一分文章”。所以虞山詩人學昆體、重典故、賞隱秀、藏寄托,都需要多讀書、增廣學問。王應奎對此是認同的,編選的詩人中最多的一類人是“文學”,實為府學、縣學生員,即秀才。西漢曾詔舉“文學賢良”之士,賢良、文學,時合時分,均指通經達變,文學即經學。故王應奎所稱文學實即“學問”。但書中有三人稱“秀才”,不稱“文學”。兩人在第十八卷(未編完),無小傳。“姚秀才倬”小傳曰:“邑諸生……生平詩文甚富,惜失之纖巧,時帶小說氣。或以為類沈下賢一派,實則其所規橅,不外《酉堂雜俎》,非大雅所尚也。”沈下賢即沈亞之,中唐文人,以傳奇聞名。《酉陽雜俎》為段成式所著筆記小說,就王之語氣,似乎認為在藝術上還不如沈亞之的傳奇。纖巧、小說氣、非大雅,實即非學問正途,故僅稱秀才。學問的載體是書籍,常熟有富而藏書的文化傳統。廣為人知的藏書樓當時有錢謙益的絳云樓、毛晉的汲古閣,馮舒、馮班兄弟及錢曾等人的藏書也很可觀。再后又有瞿氏鐵琴銅劍樓、翁氏彩衣堂最為著名。所謂“眼前書卷充家產,身后詩名即子孫”,表現出了強烈的文化自信。虞山詩人深受藏書文化的浸潤,創作上多組詩、分類別,隱然以編書之法組織詩篇。如瞿有仲作《觀物雜詠》八十首,所選九首詩題分別為“虱、蟹、蠶、烏、百舌、蜾蠃、橘牛、燈蛾、兔”。龐龍作《行舟十詠和宋楊文理韻》,一時有名,分詠“篙、舵、跳、纖、槳、蓬、櫓、貓(錨)、纜”。這些詩的分類方法與類書無異。毛晉作《樵人十詠》,雖說是“雜和皮、陸韻”,但也和他藏書、校書、刻書、讀類書多有關。當時藏書,珍愛宋版書,而且對宋人的學問是認可的。錢謙益反對“七子”、“竟陵”,兼學唐宋,這種全面通脫的詩學觀,跟藏書文化關系很深。另外,虞山畫派遠紹黃公望,近以“清初四王”之一的王翚為開山之人,影響畫壇,既深且久。當時的虞山詩人很多能畫、懂畫,繪畫藝術也影響了詩人們的創作。《海虞詩苑》中的“題畫詩”數量不少,而且用畫來直觀地表達詩的風格。如錢良擇《寄友人索畫》詩曰:“我詩慕沈雄,俎豆子美兼昌黎。請以杜韓筆,畫作千巖萬壑煙霧紛迷離。我詩愛閑淡,彭澤右丞我所師。請以陶王句,畫作澄波細浪百頃清漣漪。或為險怪李長吉,幻出老樹倔強拏蛟螭。”“沈雄、閑淡、險怪”是詩的風格,用“千巖萬壑、澄波細浪、老樹倔強”的畫面就能形象地展示出來。又如徐蘭“素工繪事,在本朝直可繼惲南田。”徐蘭《出居庸關》詩:“馬后桃花馬前雪,出關爭得不回頭。”沈德潛評曰:“眼前語便是奇絕語,幾乎萬古流傳。”詩受激賞,與強烈的畫面對比感有很大關系。

  王應奎學問豐碩,參修地方志,在是書的編選上頗具歷史眼光。通過人物小傳來展示其師承、淵源,評其詩作風格、得失,以“選”詩來表現虞山詩派的漸“變”,實為一部清初地方詩史。一方面,不選錢謙益詩,尊崇錢謙益,直欲視其為明人;另一方面,詠史懷古詩,既有故國之思,也有對清王朝的逐漸接受。

  重“氣”、重“格”,以矯“昆體”后學之失,也反映了虞山詩派詩學觀念的漸變過程。《海虞詩苑》首選錢陸燦,錢陸燦與馮氏兄弟年輩相若,雖為錢謙益族侄,但馮氏得牧齋親炙,而且馮班對虞山詩人影響更大。錢陸燦詩學晚唐、西昆,以秾麗雕繢、比興寄托為高,確實有獨特的藝術審美價值。馮班學李義山,得其所長,但其《美人手巾》等詩又與玉臺、香奩為伍,王應奎對此明顯是不認同的。小傳中評價錢陸燦曰:“為詩筋力于李杜,出入于圣俞、魯直,蒼老無綺靡習……要其氣格之高,意境之遠,吾邑詩人未能或先也。”“未能或先”,語氣雖有保留,實則王氏以錢陸燦為接續牧齋之第一人。重“氣”、重“格”,反對綺靡,就是對學馮之失者而言的。王應奎對錢陸燦、徐蘭評價很高,既是對學昆體之失的一種糾正,也反映了王漁洋神韻說和沈德潛格調說的影響,虞山詩派在乾隆初年呈現出新變的趨勢。(作者:朱國偉,系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,上海大學中華詩詞創作研究院特聘教授)

原文鏈接:http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19-10/14/nw.D110000gmrb_20191014_3-13.htm

(責任編輯:桑愛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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